三國志(簡體字本前四史)(精)

三國志(簡體字本前四史)(精)

陳壽是晉臣，奉命修史，自然以魏爲正統，稱魏的君主爲帝，叙人“紀”中，而對蜀、吳的君主，隻是立爲“傳”，而且對晉的統治者難免有隐惡溢美之辭。這與司馬遷在《史記》中對統治者的諷刺與揭露的态度相比，顯然略遜一籌。這是因爲他們的地位、處境不同所決定的，也是一種曆史和階級的局限所緻。《三國志》以文筆簡潔著稱，但因叙述過簡，在史實和人物的具體描寫上，就比不上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那樣傳神、形象、生動。因此，清人李慈銘在《越漫堂日記》雲：承祚固稱良史，然其意務簡潔，故裁制有餘，文采不足；當時人物，不減秦漢之際，乃子長作《史記》，聲色百倍，承祚此書，暗然無華，範蔚宗《後漢書》較爲勝矣。”應該說李氏從史學比較研究的角度所作的評論是客觀的。在陳壽死後一百三十餘年，南朝劉宋時期的裴松之爲《三國志》作注。

裴松之生于公元372年，卒于公元451年，字世期，河東郡聞喜縣（今山西聞喜）人，到劉宋時期爲中書侍郎，也是一位著名的史學家，他是奉宋文帝的命令，爲《三國志》作注的。他打破了傳統的作注格局，不在訓诂、制度及名物等方面作解釋，而是重在糾正謬誤，補缺史料。他前後引據了漢魏到劉宋的著作約一百四十餘種，文字超過原書三倍，引書首尾完整。更可貴的是其中大部分原著已亡佚，由于裴松之的博引，保存下來，使後人可以從中窺見原書的面貌。宋代司馬光在《資治通鑒》中所描寫的《赤壁之戰》就是綜合了陳壽的《三國志》中各有關人物傳記和裴注所引的史料加工而成的。因此，我們說陳壽的《三國志》是後人研究三國曆史的重要著作，裴松之爲其所作的注也是研究三國曆史的重要參考資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