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心雕龍辭典(精)

文心雕龍辭典(精)

劉勰的《文心雕龍》，約在齊明帝建武三、四年（496－497）寫定。當時劉勰長期依靠定林寺沙門僧佑，他的文論著作不爲人重。他要使《文心雕龍》取定于文壇巨子沈約，沈約看了，“大重之，謂爲深得文理”（《梁書·劉勰傳》）。沈約推重這部書，當推重其中的《聲律》篇。但沈約認爲“欲使宮羽相變，低昂互節”，“妙達此旨，始可言文”（《宋書·謝靈運傳論》）。但劉勰論《聲律》，還不屬于“文之樞紐”，與沈約所論輕重不一，沈約自然不能對它作出真正估價。後來，劉勰作了梁昭明太子蕭統的東宮通事舍人，“昭明太子好文學，深愛接之”（本傳）。但蕭統把經、子、史都認爲非文，對劉勰把經、子、史都納入文中自然無法贊賞。

到了初唐，不再受蕭統以經、子、史非文的局限，劉知幾在《史通·自序》裏稱：“詞人屬文，其體非一，譬甘辛殊味，丹素異彩。後來祖述，識昧圓通。家有诋诃，人相掎摭，故劉勰《文心》生焉。”他看到劉勰識解圓通的一面。到唐代古文運動興起，反對骈文。劉勰提倡驕文，不爲古文家所重。到了晚唐，古文骈文之争趨向和緩，陸龜蒙《襲美先輩以龜蒙所獻五百言既蒙見和，複示榮唱……再抒鄙懷，用伸酬謝》：“……劉生吐英辯，上下窮高卑，下臻宋與齊，上指軒從義。……立本以緻诘，驅宏來抵巇……”他看到劉勰的立本、驅宏，所見又大了。到了歐陽修發動新的古文運動，本書又不被重視。黃庭堅《山谷書牍·與王立之書》：“劉勰《文心雕龍》、劉知幾《史通》，此二書曾讀否？所論雖未極高，然譏古人，大中文病，不可不知也。”隻賞識書中的“譏古人，大中文病”，未免所見者小。直到清朝，章學誠《文史通義·詩話》，稱：“《文心》體大而慮周。”又在《校雠通義·宗劉》稱它“自出心裁，發揮道妙”。譚獻《複堂日記》稱：“并世則《詩品》讓能，後來則《史通》失隽。文苑之學，寡二少雙。立言宏旨，在于述聖宗經，所以群言就治，衆妙朝宗者也。”提出“文苑之學，寡二少雙”，從文學理論角度立論，這是看到《文心雕龍》的價值，是突出的。不過歸結到它的“述聖宗經”，又顯得不夠了。本書林其锬、陳鳳金伉俪在《元至正本〈文心雕龍〉彙校》前言中稱它“取得了‘顯學’的地位，不僅在中國被廣泛的重視和研究，而且已經有了朝、日、英、意、德五種文字的全譯本，可稱爲真正走向了世界”。“文心雕龍學”已成爲一門文藝理論的新學科。這就需要編一部《文心雕龍辭典》來供廣大讀者參考研究之用。

研究《文心雕龍》，首先要考慮版本和校勘。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範文瀾先生《文心雕龍注》，《哀吊》篇“降及後漢，汝陽王亡”，範注稱汝陽王無考。章錫琛先生據宋本《太平禦覽》卷五九六引《文心雕龍》作“汝陽主”，見《後漢書·後紀》，爲和帝女，名劉廣。即爲一例，說明校勘的重要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列《文心雕龍》有二本，一爲内府藏本；一爲黃叔琳注本，并指其誤謬。此兩本皆非國内現存的《文心雕龍》最早之本，最早之本爲元至正本。今即以元至正本爲底本，請林其锬、陳鳳金伉俪以敦煌遺書《文心雕龍》殘卷及宋本《太平禦覽》所引《文心雕龍》作校勘，并參以楊明照先生《文心雕龍校注拾遺》、詹锳先生《文心雕龍義證》等各家校釋。這樣，對于版本和校勘，既有了國内最早的元至正本，又有了敦煌殘卷及宋本《太平禦覽》引文的校本，又參照了各家校勘，可以作爲研究者的參證了。

本書《難字及詞句釋》不同于釋難字，并詞句之用典也加注釋。注釋的特點，參酌梅慶生、黃叔琳、範文瀾、楊明照以下十二家之注釋，将十二家之注釋，去同存異，彙集于一編之中，省讀者翻檢之勞。如《總術》：“動角揮扇，何必窮初終之韻。”範注未詳。楊明照先生校注加以考證，本于《說苑·善說》篇，可以補前注之缺。又《書記》稱：“趙至叙離，乃少年之激切。”據周注，校正“趙至”爲“呂安”之誤，也改正了《文選》與《文心雕龍》之誤，補前注之未備。此實爲彙集衆家之說的好處。